赵翼的中西文化观
■白兴华
作为乾嘉时期的史学大家，赵翼与那些考据末流不同的是，他不斤斤于琐屑考证，而是有着广阔的视野。他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步的朴素进化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这一点早为学术界所公认。至于赵翼还具有开明进步的中西文化观，对自明朝以来的中西文化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理智的认识，这点也许还有深入揭示的必要。 赵翼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肯定即表明他的中西文化观是开明进步的。在《廿二史札记》“外番借地互市”条里，他首先考察了明朝初年至嘉靖年间外国人在中国沿海贸易的历史，然后明确指出外国商人“欲得一屯住之所以便收泊“的合理性，认为“今番人皆立家庭，长子孙，不下数千家，从无不轨之谋，盖其志在市易取利，无别意也。”同时有着多年仕宦经历的赵翼又清醒地意识到国家海防的重要性。他认为朝廷应该定一贸易之所，“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一旦有事，岂能尽防止邪”。既主张中西经济文化进行必要的交流，又注重国家海防安全，可见赵翼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态度既是开明、进步，又是清醒、理智的。 对于西方文化中科学、合理的东西，赵翼总是乐于了解与接受。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在《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的长诗中，记述了西洋乐器的精妙，“一音一铅管，藏机捩关膈。一管一铜丝，引线通骨骼。其下鞴风橐，呼吸类潮汐，丝从橐罅绾，风向管孔迫。众窍及发响，力透腠理砉。清浊列若眉，大小鸣以臆。韵仍判宫商，器弗假匏革，虽难继《韶》，亦颇谐绎。……奇哉创物智，乃出自蛮貊”。（《瓯北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任太守时，他写了《番舶》诗，描绘了西洋船的先进，“张帆三桅杆，卷舒出意创。颓若垂天云，足使红口障。瞬息千百里，凌虚快奔放。操舟不以力，役使罡风壮。”在《西岩斋头自鸣钟分体得七古》诗里对西洋传来的自鸣钟进行过细致地描写。赵翼还写过《初用眼镜》。在《静观二十四首》诗中，他对显微镜也有描述。在《廿二史札记》、《瓯北集》中对其所接触的西方文明都有客观的记述。 赵翼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对西洋文明有着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赵翼认为，西洋的历法比中国的历法先进“其法视《大统历》为密焉”。在记述西洋乐器、望远镜、眼镜、显微镜、番船的诗中，他一再指出，“始知创物智，不尽出中华”，“始知天地大，到处有开辟。”告诫人们不要夜郎自大，“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革。”他认为，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孔子、周公是中国的圣人，耶稣是西洋人的“周公、孔子”。“天地之大，到处都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檐曝杂记》36页）比较起来，与赵翼同时代的一些人在此问题上的认识，似不如赵翼来得全面、公允和理智。乾隆皇帝在接见英国使臣时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籍外国货物，“以通有无”，从而否定了中外贸易的必要性。又如四库馆臣在介绍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洋人的著作时，总是说其“意在夸大，故语多粉饰失实”，批评其著作“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史部地理类《职方外纪》、《西方要纪》）。再如阮元在所著《畴人传》中也批评徐光启称利玛窦是当今羲和为“妄语”，说西洋天文学的发达是“幸值其时”，汤若望的著作是“夸大其词以眩我中国”等等。我们将赵翼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相比，更可见中西文化观之开明与进步。 赵翼开明中西文化观的形成是与他的性格和经历分不开的。赵翼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坚持“只眼须自凭主张”，反对矮人看戏，随人短长（《瓯北集》卷二十八《论诗》）。所以，他不仅能对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学术文化问题有其独立的见解，而且对当时朝廷所不赞成的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也能持少有的开明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赵翼同时又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从不固执己见，而是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认为，由于每个人的眼光不同，对事物就会有不同的认识。赵翼的经历是丰富的，他22岁离开家乡，北赴京城。在京城的日子里，他接触了西方文化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有着既坚持独立见解又虚怀若谷的性格和早年的丰富经历，才使得晚年的赵翼在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具有开明的观念。 赵翼的中西文化观在清代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赵翼做了高度的评价：“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地观察史迹之法。”陈垣将自己使用的一部《廿二史札记》分拆开来，以便检阅。他在书中作了大量的批注，并在研究和教学中加以引用。他还写过一幅联语：“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足见陈垣对赵翼史学的喜爱和推崇。由此看来，赵翼对20世纪史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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